中国近代商会的产生缘由和发展契机

　　商会是中国近代最早建立的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团体之一,也是社会影响力最大的社团之一。“中国商会制度建立的过程,也是近代意义上商人身份确立的过程,是商人组织有序化的过程。从这种意义上,中国近代史上的商会,应该指按照官方有关法令成立,在政府与商人间扮演中介角色的各行业商人集合团体。它与当时西方的民间商会相比较,它更具官方色彩,更依赖于国家法律的制度催化。”

　　中国近世历史上的商会,是“指按照官方有关法令成立,在政府与商人间扮演中介角色的各行业商人集合团体。”1949年前,商会这种法定的商人组织形式遍布中国各地,成为当地工商界的主要代言机关,亦是政府对商人进行管理的重要凭借。1949年后,商会经常被当成是大资产阶级与买办阶级盘踞的组织,受到政府主流媒介的严厉批判。各地商会组织亦被政府接收并改造成“中华工商联合会”,“商会”遂成为历史上之一名词。1980年代末,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随着对外开放政策与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商会”的组织形式又被官方与民间所采用。据说新的“商会法”亦在酝酿起草之中。

　　中国商会产生与发展的百年轨迹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一是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前的旧中国商会;二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接收旧商会、工业会的基础上成立的工商业联合会。

　　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50年代。“如以1904年成立的上海商务总会为近世中国的第一个商会,2年后各地商务总会及分会已有170余处,1912年商会数达920余处,1915年增至2242处,1929北华捷报(North一ChinaHerald)的统计数字为1447个。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动荡中,商会组织经历了从初生、发展到逐步衰亡的蜕变过程。商会既要面对外国侵略势力的压榨和排挤,还要面对各届政府或是扶持,或是限制,或是压制的不同政策,以及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局面。尽管如此,近代中国商会仍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法人社会团体。因为在促进本业、本地、本国经济发展实现最终目标的过程中,近代中国商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中国近代商会无论在工商企业之间、企业与政府之间,还是在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等方面都发挥了其它组织和个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21世纪初。新中国成立后成立的各级工商业联合会走过了辉煌的50多年,它是新中国第一个工商业联合团体。随后,工商联逐步向行业或同业领域拓展,一些地方建立了相应的行业性或同业性的工商联组织,进一步发挥了工商联在纵向领域的作用。

近代商会建立的背景

　　把商会的成立与当时的社会环境联系进来考虑自然是必须的,所以中外学者都曾注意到政府发展经济以图自强的愿望等重要影响因素。但商会的成立是否是商人自我认识提高的产物,或者反映了商人迫切的需要?

　　徐鼎新等人认为,“清末商会的成立是中国资本主义初步发展和资产阶级力量增长的结果,商会的出现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虞和平认为,“资产阶级的认识和需要被视为商会成立的重要前提”,“尽管中国近代商会是在清政府的劝办下产生的,但是只有当某一地区、某一行业的商人有了这一认同之后,才能去组建商会,才会去申请入会。”相反地,王笛指出:从商会初期创办的情形来看,我们很难找到完全由商人自己组织的商会。他怀疑“资产阶级是否认为商会就是最适合自己阶级活动的组织形式”?但他承认以清政府行政手段设立的商会却可能为“资产阶级”组织起来提供“可乘之机”。邱澎生认为:“商会的出现,不是反映商人终于体会到联系合作发展经商利益的必要,而是反映经济政策的重大转变,政府开始出现以支持市场发展为目标的经济政策。”

　　与商会成立有关的另外两个有趣的问题是:1、商会是否是由商务局过渡而来。马敏、朱英在其合着中对此持肯定意见。而张桓忠等人亦表示赞同。但李达嘉认为“商务局在性质上本来就不是属于商会性质的组织,而是官方的商务机构”,它“既不是商业会议公所或商务公所的前身,也不是商会的前身。”,“把商务局和商会组织混为一谈,是弄错了商务局的性质。”2、1902年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是否是中国第一个商会。对此,徐鼎新反复强调“应把中国商会的起始时间定在上海会议公所的成立。”李达嘉亦持相似意见。而马敏、朱英等人则认为正式的商会应自始于1904年上海商务总会。

　　关于商会的发展,多数论者认为中国近代历史上“商会的地位是每况愈下”。其发展与中央政府权力的强弱呈反比。徐鼎新更在最近的论文中提出:近代上海商会48年的历史,前28年兴盛,后20年衰落。`1这个观点实际上与虞和平在其专着中的看法非常接近。但胡光明则认为“北洋时期”天津商会的发展“以民国9年7月直皖战争为断限”,前期“蓬勃向上”,后期“组织涣散',,“成了军阀政权的附庸”。`2可见,在开始“衰落”的时间上,天津与上海的情形似大有不同。

　　目前对1930年代以后商会的发展情形,我们了解太少。但为数不多的县级地方商会的研究仍向我们展示出中国近世商会发展上时间上的连续性与地域的差别性。如汤可可与蒋伟新的研究显示无锡商会之抗税抗捐举动并未因政府的更替而有所停息。胡光明的论文亦提醒我们,天津商会在1945年后,曾呈现新鲜的气象与发展的潜力。

　　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国家的资本压迫下(其形式包括政治、经济、战争、外交、法制等多方面),中国的经济从单一的农业化开始向多元化经济结构转化。“特别是通过洋务运动的推进,晚清时期的中国社会,不仅己经开始了早期现代化涵义中的民族化和工业化活动,而且在民族化和工业化的带动下产生了民主化的萌芽。”变法成为势在必行的社会趋向。从社会发展的整体性而言,商会制度的建立是晚清变法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变法的大背景下进行的。

　　最早介绍西方商会,并呼吁中国政府和商人设立商会的是郑观应。他是一个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新型商人的思想家,对商人群体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有着切身的体会和理性的思考,认识到商业在近代国家中的作用,以及传统体制对其发展的阻碍。因此竭力呼吁国家对商务进行新的认识,并提出了自己的社会改造方案。郑观应认为,通过商会的形式连结官商是一种好办法。而建立商会应该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加以确认。此后,康有为于1895年以后的《上清帝书》及《条陈商务折》等文章中,反复对包括成立商人组织等许多经济问题予以论述,把国家中的商务活动提高到立国的高度。建议国家应该举办商会等。这样,商会便应运而生。